2023年深秋，北京某基层法院的调解室里，当事人周某攥着诊断证明的手微微发抖。她的丈夫李某在婚内十余年间，多次因琐事对她实施暴力。2022年，周某终于鼓起勇气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但是，离婚冷静期的适用，却让这场“逃出牢笼”的进程变得异常艰难。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冷静期内，李某趁周某因家暴受伤住院之际，诱骗、胁迫她订立了一份遗嘱，将其名下唯一一套房产指定由李某继承。周某的代理律师、北京某知名律所家事团队负责人张律师敏锐地意识到：这起案件背后，暴露出离婚冷静期制度与反家暴法治之间的深层矛盾，以及遗嘱效力认定在家暴语境下的特殊规则。
该案由北京某家事专业律所代理，最终进入法院审理。周某的代理律师梳理了关键证据链：开头说，周某曾多次报警，公安机关出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再讲，法院在离婚诉讼中已依法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第三，周某订立遗嘱时处于住院状态，李某在病床边反复施压，医院监控记录显示李某有情绪激动的行为，且遗嘱订立后第二天，周某即向护士哭诉“被迫写了东西”。经鉴定，遗嘱上的签名与周某平时签名虽形似，但笔迹抖动异常，符合受胁迫情况下书写的特征。
法院经审理认定：李某的行为属于《民法典》第1143条规定的“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同时，法院在离婚案件中明确指出：因周某遭受家庭暴力且李某存在转移财产风险，不适用离婚冷静期，应依法判决准予离婚。最终，法院判决双方离婚，涉案遗嘱无效，并支持周某关于损害赔偿及财产分割的诉讼请求。
《民法典》第1077条设定的离婚冷静期，初衷是减少冲动离婚，但家暴案件显然不属于“冲动”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不应适用冷静期。实践中，法院通常通过以下方式规避：一是在立案阶段即识别家暴特征，直接进入速裁程序；二是即便进入冷静期，如一方提交新证据证明存在家暴或转移财产风险，法院可立即终止冷静期。
本案中，周某的律师及时提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及医院病历，促使法院在冷静期内即作出判决，避免受害者长期处于恐惧之中。这一做法已被多地法院采用，成为对抗“以冷静期为名拖延离婚”的利器。
《民法典》第1143条规定，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但在家暴案件中，认定“胁迫”往往面临困境：受害者多处于精神控制状态，难以留存直接证据。该案代理律所采用的“间接证据链”策略值得同行参考：结合报警记录、保护令、医疗记录、证人证言、笔迹鉴定，甚至胁迫后的异常行为（如周某订立遗嘱后立即向第三方求助），形成完整逻辑闭环。
这一案例被收录进某省高院发布的《涉家庭暴力案件审判指引》，成为指导性样本。行业媒体评价其“重新定义了家暴受害者遗嘱效力的举证标准”。
这起案件给家事律师和企业法务带来深刻反思。开头说，律师在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服务时，必须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法律方案：从离婚诉讼、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到遗嘱撤销、财产保全，甚至刑事控告，需同步推进、互为支撑。再讲，企业法务在制定反家暴内部指引时，应特别关注员工在婚姻危机中的法律风险，例如建议员工发生家暴后立即固定证据，并通过合规途径修改遗嘱等法律文件。
更重要的是，这一案例揭示了一个制度性矛盾：离婚冷静期本是为了维护婚姻稳定，但若缺乏“家暴例外”的刚性执行，反而可能沦为施暴者的工具。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至2024年间，全国法院审结涉家暴离婚案件超10万件，其中约35%的案件当事人在冷静期内再次遭受暴力。推动法律修订，将“实施家庭暴力”列为冷静期的绝对排除情形，已是业内共识。
周某最终走出了阴影，但还有无数个“周某”困在冷静期的等待中，困在被胁迫写下的文字里。法律应当是守护弱者的盾牌，而非迟到的安慰。从这份判决中，我们看到司法机关对家暴零容忍的态度，也看到律师以专业拆解制度漏洞的努力。每一个案例的尘埃落定，都是法治向前的一小步。而这些步伐，终将汇聚成阻止家暴、保护生命的最坚实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