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感情破裂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同居关系中的财产约定书和出轨证据往往成为双方攻防的核心武器罢了。近年来,随着非婚同居现象增多,此类纠纷在家事审判中的占比持续攀升,如何让一纸约定真正落地、如何让证据合法有效,成为律师实务中绕不开的课题。
一纸约定引发的千万争议
2023年,北京某知名律所代理了一起标的额逾一千二百万元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当事人张某与李某自2016年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2020年,两人签署了一份同居财产约定书,明确约定名下三套房产及共同经营的餐饮公司股权归张某所有,李某自愿放弃相关权益。2022年,张某发现李某与他人存在不正当关系,遂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约定书效力并分割剩余共同财产。李某则抗辩称约定书系受胁迫签署,且张某自行收集的聊天记录、酒店开房信息等证据侵犯其隐私权,不应采信。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财产约定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出轨证据,法院认为张某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公共区域监控影像具备证据资格,但其私自安装定位设备获取的行踪信息因手段违法被排除。最终判决支持张某依据约定书取得主要财产份额,李某另获少量补偿。该案入选北京市某区法院2023年度典型案例,裁判要旨被多家法律媒体转载。
约定书效力的边界在哪里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同居财产约定书的法律定性。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夫妻可以约定财产归属,但该条款的适用主体严格限定为合法婚姻关系。同居关系不受婚姻法保护,约定书的效力需回归合同法逻辑审查。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从三个维度判断:签署时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是否显失公平、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本案中约定书经双方签字确认且有见证人在场,法院倾向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但需要注意的是,若约定书将全部财产归一方而使另一方生活陷入困境,法院仍可能基于公平原则予以调整。
出轨证据收集的合法红线
证据问题是此类案件中最易踩雷的环节。许多当事人出于愤怒情绪,采取跟踪偷拍、黑客手段获取通讯记录等方式取证,结果不仅证据被排除,自身还可能面临侵权甚至刑事追责。从本案裁判可以提炼出一条清晰规则:合法取得的公开或半公开信息,如微信聊天记录、公共场所影像、证人证言,通常具备证据能力;而侵入私人空间、非法获取电子数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等行为取得的材料,则面临非法证据排除。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引导当事人在第一时间通过公证、律师见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避免因取证手段失当丧失主动权。
对实务的几点提醒
对于正在同居或拟签署财产协议的当事人,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协议应当具体明确,避免模糊表述引发歧义,尤其涉及不动产和股权时建议办理预告登记或股权质押。其二,协议签署过程最好有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见证或公证,以增强证明力。其三,一旦发现对方存在过错行为,应冷静评估证据合法性再行动,切勿以违法方式对抗违法。
感情可以不讲规则,但财产必须讲。同居关系中的财产约定与证据收集,本质上是在情感破裂前为自己筑起一道法律屏障。与其在法庭上追悔莫及,不如在关系尚好时把规则写清楚、把底线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