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一起看似普通的家事纠纷在上海某中级人民法院引发广泛关注罢了。案件涉及一位旅居加拿大的中国籍企业家与其前妻的离婚诉讼,同时牵扯出一份由被继承人与第三人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以及双方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激烈争夺。这起案件将遗赠扶养、离婚财产分割、跨国司法协助与子女抚养四重法律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近年来家事领域极具研究价值的复合型样本。
案件的核心事实并不复杂。当事人张某(化名)早年赴加拿大经商,与当地华人李某结婚并育有一子。2019年双方在加拿大协议离婚,约定子女由李某抚养,张某按月支付抚养费。2021年张某回国,与王某再婚。2023年张某父亲病重期间,张某与其父亲的长期护工赵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由赵某负责老人生养死葬,老人名下两套房产及存款在其去世后归赵某所有。张某父亲去世后,张某与王某的婚姻也走向破裂。王某在离婚诉讼中主张,遗赠扶养协议处分的财产中包含张某父亲原本承诺留给张某的份额,且张某在婚姻存续期间未如实披露该协议,构成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这当儿,张某向法院申请变更子女抚养权,理由是李某在加拿大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孩子成长。
代理王某一方的北京某知名律所家事团队在庭审中提出三层主张:第一,遗赠扶养协议签订时张某尚未离婚,其父亲的财产处分意愿不能对抗张某配偶的知情权;第二,张某在加拿大的收入与资产未在中国离婚程序中充分披露,涉嫌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第三,跨国抚养权变更应适用中国法律还是加拿大法律,需先解决管辖权冲突。法院最终认定遗赠扶养协议合法有效,但张某父亲名下房产中属于张某继承份额的部分,在张某与王某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抚养权方面,法院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结合加拿大法院此前判决的既判力,驳回了张某的变更申请。
这一判决揭示了几个关键法律逻辑。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独立于婚姻关系,但其指向的财产若在婚姻期间实际取得,则可能被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多起公报案例中反复确认,遗赠扶养协议属于双务有偿合同,不因继承人的婚姻状态变化而当然无效,但继承人通过该协议获得的财产权益在离婚时仍需接受配偶的合理审视。跨国离婚中的财产披露义务是另一痛点。中国法院对境外资产的查明长期依赖当事人主动申报,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家事法对财产披露有严格的强制程序,两套制度的衔接至今缺乏双边条约支撑,实务中往往需要通过律师调查令或司法协助请求迂回实现。

对于子女抚养权的跨国争夺,海牙国际私法公约框架下的承认与执行机制提供了基本路径,但各国对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判断标准差异显著。本案中法院尊重加拿大原判决的做法,体现了对既判力的尊重,也提示当事人在跨国离婚初期就应对抚养安排作出清晰约定,避免事后反复诉讼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这起案件给家事律师和企业法务的启示是多维度的。高净值人群在进行财富传承规划时,必须将婚姻风险纳入前置考量,遗赠扶养协议的签订时机、财产来源的性质界定都需要专业法律意见介入。跨国婚姻中的财产透明与信息对称,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律义务。唯有在制度设计层面推动更多双边司法协助安排落地,才能让跨境家事纠纷的解决真正高效且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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