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姻法”并非正式名称啊。民法典施行后,婚姻家庭编及其司法解释成为裁判依据;2025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又对父母出资购房、夫妻间房产给予等争议给出新规则。同一时间,2024年施行的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修改,让涉外离婚的管辖竞争更受关注。跨境婚姻的当事人往往面对两个先后问题:在哪家法院打,哪些财产能被认定、分割和执行。
一纸管辖权异议,先于财产分割
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公开披露的一起涉港离婚案(当事人化名)具有样本意义。内地居民林某与香港居民陈某在内地登记结婚,陈长期在香港经营家族业务,林在上海工作并抚养孩子。婚后,林创立一家内地公司,陈用婚前在香港购入的物业收取租金,陈父母还全额出资在深圳购买一套房产,登记在陈名下。2025年,林在上海起诉离婚,请求分割内地公司股权及婚后增值、深圳房产,并主张香港物业租金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陈某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双方婚姻财产争议应到香港法院解决,内地法院不宜处理。
代理林某的家理律师团队没有直接陷入财产实体争议,而是先固定林某在上海连续居住、社保缴纳、子女入学等证据,证明其经常居所地在上海,婚姻缔结地也在内地。法院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离婚身份关系及内地财产分割由内地法院管辖;香港物业的产权变动涉及不动产,内地法院不在离婚判决中直接处分,但可对相关收益和补偿问题作出认定。实体审理中,法院将香港物业本身及自然增值认定为陈某婚前个人财产,未支持林某分割产权;深圳房产因陈父母全额出资且无明确赠与双方的约定,依解释(二)判归陈某,但综合考虑共同生活、育儿贡献和房屋价值,判令陈某补偿林某;内地公司股权中,林某婚后投入经营形成的权益及增值纳入共同财产,由林某取得股权并折价补偿陈某。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个人财产认定的三条边界
这个案子把新规的几条边界摆在一起。第一,婚前财产不因婚姻延续自动转化为共同财产,但婚后收益要区分孳息、自然增值与经营收益。香港物业的租金若仅是被动收取,司法实践通常偏向孳息;若另一方参与管理、改造、招租,经营所得部分就可能进入共同财产。第二,父母出资购房不再简单看登记。解释(二)强调出资来源、赠与意思和婚姻贡献,全额出资方子女可取得房屋,但未必“零补偿”。第三,夫妻间房产给予要区分是否办理转移登记。未登记时,法院会结合给予目的、共同生活时间、孕育子女、过错和贡献调整;已登记但婚姻存续较短,也可能判归给予方并补偿。对涉外案件而言,境外不动产的产权分割还受准据法和承认执行限制,中国法院更常用“境内财产直接分割+境外财产折价补偿”的方式处理。
管辖选择背后是可执行性

涉外离婚管辖并非单纯“抢法院”。现行规则以被告住所地、经常居所地为基础;对不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人提起离婚诉讼,可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所地法院管辖;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的,原住所地法院仍可能管辖。2024年施行的民诉法涉外编修改扩大了涉外民事管辖连接点,但身份关系诉讼仍要回到离婚管辖的特殊规则。协议管辖通常不能约定婚姻身份关系,夫妻财产关系则可依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协议选择法律,但不能以此排除中国法院管辖。真正要评估的是平行诉讼、判决承认和执行:境外房产能否实际分割,境外判决能否在内地被承认,境内股权和账户能否保全,往往比“在哪起诉”更影响结果。
从个案到行业:把跨境家事当项目管理
对律师同行,这类案件需要“管辖先行、财产分层、执行导向”的三步法:先固定经常居所和婚姻缔结地证据,再绘制境内外资产地图,最后一点按可执行性设计诉请。对企业法务,实控人婚姻变动可能影响股权稳定,婚前协议、赠与协议和出资凭证应明确财产性质与归属。对公众而言,新规不是鼓励算计,而是让个人财产与家庭贡献各归其位。跨境婚姻里,法律提供的不是一纸胜负,而是可预期的秩序。